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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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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学士,北京邮电大学硕士。出版《生态社会人口论》(人民出版社),《通播网宣言》(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unsne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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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中国科技即将领导世界(4)——二十年太久,只争朝夕  

2008-02-01 22:00:06|  分类: 科技创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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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科技领导者的关键,不仅仅是自己做出了多少顶尖的创新成果,更关键在于能够汇集和分享多少他人顶尖的科研成果. 

    瑞典并没有加入申根协议,因此,我的申根签证并不能去瑞典。在伦敦是可以直接办瑞典签证的,但一般情况下瑞典签证不仅不太好批,而且时间一般都只能在一周左右。但出乎意外的是,我的邀请函不仅是瑞典外交部发给我的,而且竟然给了我三个月的瑞典签证。在整个瑞典行程中,是瑞典ISA(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瑞典外交部的一个下属机构,相当于中国很多政府里的招商引进办公室)的官员陪同我一起去考察。当时我并没仔细了解他们是做什么的,期间在行程中都是他们请我吃饭。并且安排我在瑞典的整个行程。作为市场人员已经习惯了请客户吃饭,现在竟然在瑞典被别人请客吃饭还真是有些不习惯。在斯德哥尔摩有皇家科学院的几位教授给我介绍他们在手机消费行为上的研究,以及其他学院实验室在芯片、虚拟现实等领域的研究进展,与手机设计公司进行交流。在瑞典南部的伦德市考察了索爱公司的手机芯片和手机操作系统开发基地,以及其他几个软件公司。

    到最后我才明白,ISA请我到瑞典考察是希望ZTE增加在瑞典的投资。ZTE当时在斯德哥尔摩已经有一个研究所。瑞典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制定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其中有一个政策让我非常惊讶:如果能够在瑞典投资开发项目,投资多少,瑞典政府可以增加投入同样的资金,并且获得的专利完全归外来投资者所有。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情。那么,瑞典政府能够这样做肯定也会有他们的道理。我对这个政策之所以感到非常惊讶,是因为我们国家当前的科技发展政策是专利战略,直到现在也还是在提“知识产权战略”。在我们的印象中科技战略的核心就是知识产权,而瑞典怎么会对知识产权这么“看淡”呢?甚至自己投了钱却把研发产生的专利让给“外来投资者”?!

    瑞典之行带给了我改变过去很多看法的震撼。瑞典的历史起始于公元400年左右的“海盗时期”。海盗在欧洲古代扮演了重要而复杂的角色,那时海盗与商人角色基本是合一的。海盗承担了古代发展海上贸易的任务,对促进欧洲早期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在古希腊之前的菲尼基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欧洲人对海盗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在近代的文艺作品中海盗的形象就是在“英雄”和“盗匪”之间徘徊。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有点类似中国《水浒传》中把严格说来,无论当时社会原因是什么,但本质上是占山为王的梁山草寇作为英雄来看待的感情。经过多次战争,北欧形成了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四个国家。瑞典的查理大帝曾经也在欧洲横行一时,甚至率军攻打俄罗斯,但最后却全军覆没。拿破仑在攻打俄罗斯之前就曾大量阅读查理大帝进攻俄罗斯的传记作品,以作参考。在查理大帝远征俄罗斯的战争失败之后,瑞典的历史似乎就象顿悟得道一般,从此再不掺和欧洲的战事。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瑞典都是冷眼旁观,两边都不得罪,却又两边做生意赚钱。二战时希特勒德国大量铁矿石就是从瑞典进口。

    瑞典之行首先让我明白的是:欧洲信息科技最活跃的地方其实是在北欧,特别是瑞典。Nokia的开发中心不是在芬兰,而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伦德市是瑞典南部的一个小镇,她距离丹麦已经非常近。伦德市不过区区5万人口,伦德大学的人员数量竟然就达到3万。在中国也就算一个住宅区的小镇,却是世界手机业核心技术的中心。并且大量软件、生物工程等高科技公司也云集于此。

    当我们为如何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而苦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是谁在发诺贝尔奖金的问题?奖台上获奖的明星是令人羡慕的,但不为人们关注的评奖席上的权威们,甚至奖项背后的投资者不是更加令人尊敬和更加值得研究吗?我们还总是在关注别人如何评价我们,前期有一个反对我的网友提到:“以前标榜自己优秀的时候,多用一个老美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OK’这样的句式。”其实我本人认同他的部分看法,只是我并不认同他后面“想不到现在沦落到让印度人吃惊也要沾沾自喜的地步了”,本文压根儿并不是要从任何人的看法中寻找自我安慰,而是要寻求“作为世界的科技领导者需要具备的素质到底是什么?”这样深刻问题的答案。仅仅以希望获奖的明星心态对待中国科技的未来是远远不够的。

    诺贝尔奖金的评选过程是完全保密的。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每年为了评选这个奖金,全世界有上万的各个相关领域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进行推荐工作。每年推荐的候选成果有3000多个,以供瑞典皇家科学院及其他相关学院进行评估。是否想过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全球上万的最顶尖级的科学家和学者在为瑞典科学界作着推荐最新、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而且,他们为能够做这个工作深感荣耀和自豪。瑞典的科学界则避免了在浩如烟海的现代信息爆炸时代如何鉴别最新、最重要科学研究成果的难题。全世界的其他人看到的仅仅是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极少数成果,而只有瑞典科学界可以随时了解整个世界最顶尖科学研究的全貌。

    人们可能很少注意到诺贝尔“和平奖”并不是在斯德哥尔摩,而是在挪威的奥斯陆发放,美名其曰:与邻国分享诺贝尔奖的荣誉。但是如果联想到瑞典作为世界排名非常靠前的武器出口国地位,我们不得不赞叹:世界上还有比瑞典人更透彻领悟世间万事的真正奥秘吗?

    一个人口只有898万(中国超过这个人口的城市都可以数出一大堆来,深圳1400万常住人口)的国家,竟然可以在移动通讯技术、航天、航空、武器、汽车等众多高科技领域执世界科技之牛耳,却把科技领导地位和科学成就的荣耀播撒给其他国家的科技精英,每年付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区区几百万美元,而让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们带着无上的荣耀感为瑞典人提供着无价的科技咨询服务。当我们还在为知识产权而奋斗的时候,瑞典人已经明白了:只要全世界最顶尖的科技成就和研究活动本身不断汇聚到瑞典,知识产权归谁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把有多少自己的论文入选SCI和EI作为最高评价指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是谁在汇集和最有效利用进入SCI和EI的成果?

   知道什么叫当领导吗?侯为贵和任正非开发过几行代码?做过几块板子?但有谁能否认他们是中国通讯科技界杰出的领导者呢?我们当然要尊重中兴和华为几万工程师的工作,但如果我们仅仅是把科技进展的评价完全限制在单纯的科技研究工作本身,以获得多少被欧洲和美国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为根据的肯定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那么我们做出的科技成果更大程度上就是在为欧洲和美国打工,我们做出的研究成果越多,结果却越是在不断加强他们对我们的领导地位。这就是我们永远也追不上他们的根本原因。

    世界领导地位不仅仅是靠我们自己做出多少科技成果,而是要能够建立全球科技的汇聚机制,让全世界所有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中国打工。只要实现这种转变,中国瞬间就可以成为世界科技的领导者。而如果实现不了这一点,无论中国科学家做出多少科技成就,其科技地位都永远低人一等。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的科技水平世界第一流,可是却与世界科技领导地位相差甚远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国人的文化中比较强调“谦逊”,强调“埋头苦干”,强调“做实事”,这本身并不错。但如果我们不能明白做领导者的真正秘密的话,我们的“苦干”和“做实事”很可能成为把自己永远锁定在世界打工者地位上的精神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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