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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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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学士,北京邮电大学硕士。出版《生态社会人口论》(人民出版社),《通播网宣言》(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unsne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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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涛:需要千里马,更需要伯乐--中国应提高创新判断力  

2008-02-01 21:42:17|  分类: 科技创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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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与新浪长乐未央网上聊天中谈到中国目前对待创新的态度问题,深有所感。所提的IPv9和汉芯问题更让人觉得中国在对待创新判断力上的缺乏危害之深。

    中国文明的复兴是一个非常受到国人关注的问题,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创新也不断地给予了越来越大的期待。但是,我们目前对待创新还没有一种成熟的心态和判断力。这种不成熟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民间,而且更关键的是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其实民间的不成熟更主要是由于学术界自身的不成熟导致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科学发展程度问题显然不能交给普通老百姓去解决。一个国家科技精英的水平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科技的总体水平。

    拿具体的案例来分析,在如何看待IPv9和汉芯问题上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对待创新判断力上相当不成熟的状态。我在向很多专家及学者介绍通播网理论的时候他们也时常提到IPv9和汉芯的问题。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国家科技发展历史上也经常会有大量失败的科技创新,甚至也有大量弄虚作假的事情,包括被国际主流一致推荐的技术创新失败也不乏案例,ISDN和ATM技术就是如此,这并不奇怪。关键要看整个科技界如何判断和评估新出现的创新。

    其实,对IPv9并不难作出判断。只要看三点就可以了:

    一是专业性,创新时常会打破常规,但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都要归结到专业性上。并不是说不同专业的人不可以交叉,但必须对相应专业的知识有充分研究和了解,最终归结为专业的做事方式。而IPv9做事情的单位就是“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这一看就让人莫名其妙。并不是说搞化工的人就不能转行做网络。但不能长期以"通用化工"的名义做网络技术研究。这样即使是真的在做实事也会被当作是在弄虚作假;

    二是IPv9的技术路线的确显然是有问题的,它采用256位地址,同样与IPv4不兼容。如果这种技术路线可以成功的话,IPv6就肯定可以成功;而如果IPv6可以成功的话,IPv9就肯定成功不了。所以这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技术路线;

    三是他们自己在宣传的时候过多地把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与这个技术联系在一起,这让真正的内行人一看就走偏了。说IPv9更安全多少还沾点边,而说IPv9更环保就显然不切题了,这一看就让人会以为是要靠与IP地址技术不相干的环保国际政治题材来做文章。因为一切网络技术事实上都会有利环保,无论IPv9本身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不会与其它网络技术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把技术上没有区别的事情拿来做某个特定技术的宣传,显然是不切题的。

    但是,我们也不赞同把IPv9与汉芯完全放在一起做比较,因为汉芯是完全地弄虚作假,而IPv9不管如何还是做了一些实际事情的。既然是创新就应当容许失败,对此可以取宽容态度。事实上我们在研究IPv9过程中还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地吸收过一些有益思路的。

    但另一方面,创新要想成功也必须要以专业的态度来做事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要反对别人的创新,也要以专业的态度来进行。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以带着讽刺、或者对其个人动机及其某些行为是否带有利益性的暗示,但从真正专业性的分析角度几乎看不到。反对一个创新也搞不清楚、或者说不清楚是为什么反对,为什么对方有问题。这样很难使中国科技创新判断能力上获得实质性的进步。

    作为学术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就应该获得一定的肯定,而作为市场要“技术成熟”才能获得认可。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标准。既然如此,要想使得象网络技术这样的创新有价值,必须在一开始就考虑到最终是否可被市场接受。如果一开始的技术路线就注定了不会被市场所接受的话,就需要认真地对前提性的东西作一下反思了。这并不是针对中国自己创新的应有态度,而且包括对待从国外引进的创新时也要如此。IPv6就是一个没有充分考虑市场可行性的技术创新。不要以为美国和欧洲搞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定是可以成功的,类似的失败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2004年我在中兴作第四营销事业部技术副总曾与法电信全球首席采购官一起吃饭,他席间一再提到你们(指ZTE)不要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你们要有自己的思路。ITU副秘书长赵厚麟先生最近提到外国早不把中国看成小学生了,我们不要还是把自己看成小学生。我在中兴做国际市场多年,对中国和西方技术水平差距和中国的技术能力应该有比一般人更深刻和更客观的理解。国外很多客户其实非常期待中国能够搞出一些欧美没有能力去解决的技术创新,而不要总是看到中国人搞得尽是把别人的发明搬过来、仅仅是改进一下应用功能或界面,然把价格做到让全世界都受不了的程度。有一句笑话是这么说的:欧洲人搞理论,美国人搞创新,日本人把它做精,韩国人把它做得赚钱,中国人把它做到没钱赚。

    当前中国一方面对国家科技复兴有越来越高的期待,另一方面,一些不法之徒利用这种全民族的热情弄虚作假谋私利的行为,让中国在创新问题上一再遇到一些令人头痛和伤害全社会热情的事件。但是,我们不应该去指责这些钻空子的人,而应该反过来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钻空子的行为不断出现,应该对科技界和学术界自身的创新判断能力建设问题深入思考一下。如果没有这种根本能力的提高,不仅还会有更多钻空子的行为出现,而且真正的创新行为也会被社会和学术界严重地误解,其实后者才是更大的损失。现在大多数人虽然不赞同IPv9,但说不出技术上的原因为什么。评估IPv9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如果连这样相对比较简单的创新问题评估都如此之难,要想在更多程度上正确评估创新就更是一句空话了。如果没有对创新行为的有效评估,真正的创新就很难,中国现在其实并不缺乏可以作出惊世创新的人才和内在能力,但如果花费巨大力气进行的创新即得不到学术界认可,也得不到社会认可,这样的行为就会受到极大阻力而停止。

    蒸汽机发明者瓦特最初的创新行为在英国得不到关注和支持,研制蒸汽机已经让他接近破产,他差一点就因为生活问题去俄罗斯接受一份工作。好在当时一个英国企业家慧眼识珠给他以极大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位企业家的支持,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可能发生在俄罗斯而不是英国了。这样说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历史上真有类似案例。

    发明无线电报技术的马克尼并不是英国人而是意大利人,但他的创新在意大利得不到认可,所以只好出走英国。他的创新在英国获得了支持,因此成功发明无线电报,并获得诺贝尔奖金。马克尼公司成就了英国百年通讯科技的领先地位,曾是英国通讯科技甚至整个英国科技界的骄傲,而这个地位本来应当是意大利的。尽管马克尼公司现在被兼并了,但她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这也说明创新未必一定是要“自主创新”,真正关键的是中国获得了多少创新,使多少创新为我所用。即使是别人的创新,如果能为我所用,就是我的创新。而即使是自主创新,如果不能为自己所判断和发现,不能被自己所用,最后为他人所用,这种自主创新又有何意义呢?

    因此,如果说创新能力决定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话,对创新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实际创新的能力。因此,创新的建设需要从整个学术界,以及全社会对待创新的判断力建设上入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否则,即使中国可以培养出10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这些科技的精英们可能不会在中国作出这种成就。因为即使他们作出了在中国也得不到发现和承认的话,他们就只能去国外得到这种承认。

    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如何培养伯乐而不仅仅是千里马上呢?一个国家千里马的数量和质量是由伯乐的数量和品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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